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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補選一波三折 民主派要不要學老牌泛民

魯鳴 撰写

香港立法會九龍西補選於2018年11月25日揭戰,,建制派的陳凱欣最終勝出。是次補選席位的產生事緣香港民主派人士劉小麗因宣誓風波被褫奪議席,這亦是香港今年因類似情況產生的第五個立法會補選議席。

這一年,兩場立法會補選引發的波折,不僅暴露了民主派內部就推舉候選人產生的分歧,未能成功「衛冕」的戰績也令民主派折損不小。被裁定失去議席的6位議員中,至少4位是2014年佔中運動中湧現的社運人士,他們從街頭走進議會,本來有望成為不少港人眼裏新一代民主派陣營的中堅力量,但如今因為激進魯莽,挑戰《基本法》的「一國」底線,痛失議席,令人扼腕。

這不禁令人深思:在北京方面採取法律手段擺明對香港問題的底線時,香港民主派要在議會戰中不輸陣,是否應該「正本清源」,重新回歸泛民傳統路線?儘管老牌泛民深諳中共政治底線的智慧被近年崛起的本土、自決派視為無能的妥協,但或許正是這條道路才會令泛民在與中共的政治博弈中為香港爭取更大利益。

佔中過後政黨光譜碎片化

細數6位被褫奪議席的議員資歷不難發現,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從政經驗較淺,雖然被外界視為民主人士,但政治立場與香港傳統泛民不完全一致:在其政綱或公開言論中,或多或少提及過「香港前途自決」這一模棱兩可的說法,這是在《基本法》框架下爭取民主的傳統泛民從未有過的政治論述。而這股新的民主政治力量的形成,還要從2014年佔中運動說起。

2014年由政改引發的佔中運動過後,香港本土、自決風潮湧現,令非建制陣營開始出現更加多元化的勢力分佈,建制陣營與傳統泛民二分天下的局面漸漸受到衝擊,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方面,香港社會累積多年的社會深層次矛盾開始浮出水面,政商關係盤根錯節、貧富差距越拉越大,食利階層幾乎壟斷全部傳統行業,港人衣食住行的生活開支最終都被資本家收入囊中。但在歷次選舉中,坐擁六成選民支持率的傳統泛民,多年來的訴求論述卻一成不變。這種情況令急於尋求社會變革的年輕世代頗為不滿,期待新的政治力量為他們代言。

另一方面,中港兩地就政改議題進行博弈的過程中,北京方面最終推出的「8·31」決定和時任京官對政改的強勢論調,令傳統泛民與北京方面的溝通妥協顯得蒼白乏力或無甚必要。這使得香港年輕世代更加確信傳統的溫和路線無法為香港帶來前途,只會令香港步步沉淪。

此前報名參加立法會補選的劉小麗(左)再被裁定參選資格無效後,民主派改推李卓人替補參選。此前報名參加立法會補選的劉小麗(左)再被裁定參選資格無效後,民主派改推李卓人替補參選。

故此,佔中期間湧現出不少激進的民間團體。這些團體從大致的政治光譜分類來看,亦屬於民主派陣營,但他們各自的政治主張普遍要比傳統泛民更加激進,先後提出本土優先、前途自決等提議,亦不自認屬於傳統泛民。香港社會普遍以本土派、民主自決派等稱謂來形容這些新生代民主派代表。如前文中提及的劉小麗,2014年佔中期間,她創立「小麗民主教室」,推動百餘場街頭論壇及講學,普及民主教育。再如梁頌恒及游蕙禎,亦是在佔中期間與一班本地年輕人創立本土派政治組織「青年新政」。而2016年4月成立的「香港眾志」,黃之峰、周庭、羅冠聰等核心成員也多來自參與佔中的學生團體。

這些政治團體最初曾令不少港人為之一振。事緣佔中運動結束後,未能一展政治抱負的年輕世代紛紛轉身深耕社區,希望藉助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機會從街頭抗爭走向議會鬥爭。故此,彼時的本土派、民主自決派政團多以關注經濟民生、服務在地居民為主流,他們的政治立場和底線亦未受到媒體廣泛關注和追問。在如此背景下,2015年11月,有超過50名「傘兵」(佔中人士)於全港18區內報名參選,挑戰建制派與傳統泛民。最終有7人突出重圍,成功當選。

有分析人士認為,當年選民中有26.1萬新登記「首投族」值得關注。因為這些首投族中有不少年輕選民,佔中運動令這些年輕港人更加關注政治選舉,顯示未來香港政壇將不斷注入新鮮血液,政治力量分佈將更加多元。可以說,2015年區議會選舉中,新生代政治力量的牛刀小試,鼓勵了年輕一代民主派人士參與政治的熱情,更為政治素人空降立法會埋下伏筆。但對一國兩制的體制內遊戲規則以及政治紅線的忽視,也成為他們日後參與立法會選戰的隱憂。

傘兵空降議會折戟沉沙

應該說,在佔中運動過後的兩年時間內,社運人士及團體耕植社區,擴大民意版圖,而香港各類矛盾依然無解,使民眾對於社會變革熱情不減。這一切,都為區別於建制泛民兩大傳統陣營、打著本土自決旗幟的政治素人參選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創造了有利條件。

果不其然,2016年9月立法會投票結果顯示,選民求變心情迫切,支持政壇新丁願望強烈。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投票率為58%,較2012年高出4.5個百分點,創下立法會選舉史上最高投票率。超級區議會席位之爭有198萬人投票,投票率達57%;功能組別有17萬人投票,投票率為74%。如此創紀錄的投票人數和投票率,對青年候選人特別有利。譬如九龍西選區劉小麗(38,183票)和游蕙禎(20,643票)均得以入局,而以獨立身份出選的朱凱迪最終以8.41萬票成為地區直選票王,拋離排在第二位的建制派新民黨田北辰逾1.3萬票。

如此選戰成果,可以稱得上為民主派新人奠定了大好開局。不過,在非建制陣營內,前途自決的口號雖為部分政治素人贏得選票,但也因為觸及「一國」底線,令他們受到來自北京方面和傳統泛民支持者的「雙面夾擊」。對政治環境變化的不敏感,以及有意區隔傳統路線導致的立場激進,最終還是令他們當中部分人的議會之路在就職宣誓後便戛然而止。

首先,這些政治素人提及的前途自決,由於不排除「香港獨立」之選項,這就使得前途自決與港獨的距離似乎只有咫尺之遙,暗含港獨之意。佔中運動結束後,北京方面密切關注香港時局的變化,對於民間興起的這股本土、自決風潮十分警惕。再加上不少獨派人士本身也以本土派自居,令提倡自決的群體魚龍混雜,無異於是在政治紅線的邊緣試探觸碰北京底線。故此,在北京方面對香港問題的公開論述中,「前途自決」一直被視為與港獨無異。對於街頭抗爭者而言,「前途自決」或許在經濟困局之中是一句醒神口號,但對於想要進入建制體系的準議員來講,卻是一個令人引發政治聯想、帶有強烈反叛色彩的宣言。

其次,梁頌恒及游蕙禎所在的政團青年新政在選舉中硬撼傳統泛民候選人,以至於一度被傳統泛民支持者視為民主陣營中的「內鬼」,質疑他們是「紅底」政團。或許是為洗脫「紅底」嫌疑,青年新政的政綱在短短一年時間裏,變得越來越趨於激進。從一開始聲明政綱不涉及主權問題,到後來轉為倡議香港前途自決不排除港獨選項,再到梁、游二人在立法會宣誓就職時出示「香港不是中國」的橫額,逾越了立法會議員必須遵守的《基本法》框架,直接挑戰作為中港最大公約數的「一國兩制」,最終導致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出手釋法,為香港立法會議員宣誓明列必須遵守的細則,令未能依法宣誓的民主派議員失去議席。

事實上,香港回歸中國後,立法會議員宣誓過程中使用道具或增加字句的情況時有發生,但未曾有議員因此失去議席。但今時已不同往日,本土風潮的風起雲湧以及變得愈來愈激進,甚至有隨時滑向港獨的可能,令北京不得不亮明自己對港獨零容忍的政治底線,並在必要時採用法律手段解決港獨問題。對於一國兩制缺乏正確理解,對北京治港原則立場和政治形勢缺乏充分預估和研判,是這些自認區別於傳統泛民的民主派人士從政認識論的致命短板。

新生代民主派不妨學習老泛民

基於以上事實,經過兩輪立法會補選的波折,新生代民主派陣營或許需要重新審視自身的議會鬥爭策略,特別是對於香港主權問題在政綱中的表述;亦需重新評估傳統泛民在與中共博弈的過程中,在既定一國兩制框架內堅守原則與適當妥協,是否值得自己去效法。

不能否認,在香港回歸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北京治港系統對香港民主派陷入一種非友即敵的鬥爭思維當中,對香港問題的處理呈現出一種強硬姿態。

這一方面可歸因於靠革命起家的中共自身的理論建設問題,另一方面也受制於時任治港官員的個人風格。北京治港系統的僵硬態度曾令港人感到和平理性的溝通或妥協,只會帶來治港政策的進一步收窄。但隨著政治風波的漸漸平息,無論是北京還是港府,都逐漸推動治港政策的調整。

2016年5月,時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時更首次會見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工黨何秀蘭以及衛生服務界李國麟等4名泛民議員,肯定其民意代表地位。2017年中共十九大以來,特別是海派出身的韓正接掌港澳事務後,他所提出的「韓四點」,更加說明北京治港政策已經開始調整,在堅決維護「一國」底線的同時,亦非常注重「兩制」差異,重心轉向和解、陸港有機融合及注重經濟民生。

由此可見,北京雖然一方面嚴守香港主權的政治底線,另一方面卻也沒有關閉與非建制派的溝通管道,甚至不排除在港獨勢力興起的背景下與傳統泛民達成共識的可能。這也是京官多次強調中央政府堅持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意。另外,隨著社會輿論日益關注民生經濟議題,厭倦無意義的政治內耗,民情對本土、自決等倡議的反應也發生了變化,年輕人支持港獨比例已大幅下降。今年10月,劉小麗獲港府正式通知其參選資格無效,無法參選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社會輿情包括民主派自身的反應遠不如前次那麼激烈。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制度底線為越來越多的港人接受或認同。這種民意的變化也似乎昭示著,在激進的本土風潮褪去之後的香港,傳統泛民的選民基礎將有機會得到進一步鞏固。

故此,對於新生代民主派人士而言,學習傳統泛民的議會抗爭路線或許是一個可行性頗強的選項。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新生代民主派集體重回舊路,也不是亦步亦趨老泛民的腳步,而是從現實出發,放下意識形態偏見,看到今天中國的積極變化,汲取老泛民的經驗和教訓,不能為了反對而反對,須用政治智慧武裝自己,拋棄執著於前途自決特別是港獨的迷思,在現有的《基本法》框架內凝聚民意,從而在與北京互動時務實地為香港爭取更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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