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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俠歸隱:金庸的江湖與政治

徐虎 袁凱勛 撰写

香港著名武俠小說家、報人和社會活動家金庸去世,引發全球華人集體悼念。在香港以外的地區,許多人僅通過武俠小說而認識他,甚至並不清楚其本名叫查良鏞。事實上,小說家身份之外的金庸,曾廣泛介入兩岸三地的現實政治,並產生了重要影響。

「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句由《射鵰英雄傳》男主人公郭靖說出的話,是對金庸小說中俠義精神的高度概括,同時,也是金庸一生家國情懷的真實寫照。但在動蕩時局下,國與民、集體與個人的利益並非總是一致。身處矛盾中,如何秉持俠義,成為英雄,更是一件難以辦到的事。回顧金庸曲折而豐富的一生,正如他筆下許多英雄一樣,面對家國劇變與民生多艱,他也曾做出艱難的抉擇。

行俠與隱退

從1955年到1972年,金庸創作了11部長篇和4部中短篇小說,並藉此奠定他在中國武俠小說甚至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這副以其小說書名首字構成的對聯,也為廣大讀者所熟知。

武俠小說在中國雖有悠久的傳統,但金庸在這一古老題材中開創了新的境界。他的作品人物生動、情節曲折,又兼用字精練、文句優美,成品結構宏大、意涵深遠,廣泛集納了中國傳統文化元素,武術、醫藥、書畫、琴棋等無所不包。而在江湖、政治與愛情的書寫中,也浸透著對儒、釋、道等中國哲學傳統的思考。因此,金庸的小說不僅深受全球各地的華人喜愛,也為他們建構起一個想像的文化認同。

而這種文化認同最集中和鮮明的體現,就是金庸筆下那些為人敬仰的俠客。他們大多身世曲折,歷盡江湖險惡,但始終秉持俠義精神,懲惡揚善,扶危濟困,甚至成為保家國而輕自我的「俠之大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天龍八部》裏的喬峰和《射鵰英雄傳》裏的郭靖。

但金庸筆下的英雄人物並不是刻板和陳腐的,考察他創作於不同時期的作品,可以發現他對俠義精神的理解經歷了從理想到現實、從單純到複雜的演變。

從儒家傳統知識分子式的俠客陳家洛,到為民族、國家犧牲自我的喬峰、郭靖,再到更具獨立自由意識,看重女兒私情的楊過、令狐沖、張無忌,最後發展到是非觀模糊,憑機巧圓滑混得風生水起,極度好色但重義氣的非典型英雄韋小寶。金庸小說的主角其實經歷了一個從英雄到反英雄的變化,其中也浸透了對國族大義與個體存在之間關係的反思。

俠義精神的演變折射出江湖與朝廷之間權力關係,以及世道人心的變化。隨著對民族大義、江湖恩怨和個體人性的認識愈漸深刻,金庸後期作品中的許多英雄已然褪去了青澀單薄的面孔,而以更加飽滿且矛盾的形象出現。他們深受現實的拘束,也努力掙扎反抗,雖然最終過半都選擇遠離紛爭、退隱江湖,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仍然堅守俠義,不違背內心的良知,也不推卸自身的責任。

這種對俠義精神的理解,當然不是憑空產生的。它與金庸個人的性情和生活經歷有諸多重疊的地方。金庸早年求學過程曲折,曾兩度被勒令退學。第一次是因為不滿訓導主任對學生課餘生活的過多干預,寫文章進行諷刺。第二次是替不服黨化教育而被毆打的學生鳴不平。

進入社會後,金庸曾在以「文人論政」而聞名的精英報刊《大公報》工作,強化了他對獨立與自由價值的認同。但在中國共產黨接管報刊後,編輯方針發生了變化,記者不能再自由地採寫和報導新聞,評論也被激進的左翼觀念主導。為此,金庸最終選擇離開,並在後來創辦了《明報》,確立「公正與善良」的辦報宗旨。

重俠義而愛自由,金庸和他筆下的英雄一樣,在艱難地實踐著他認為的俠義精神。

愛國與愛民

在金庸生活的年代,中國經歷了外國入侵、家國破滅的危機,民族主義是社會思潮的主流。無論是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都以民族主義作為立黨根本與爭取民眾擁護的重要手段。

金庸在《明報》創辦初期,就確立了「公正與善良」的辦報宗旨。金庸在《明報》創辦初期,就確立了「公正與善良」的辦報宗旨。

自幼受書香的熏陶,以及少年時飽受戰亂之苦,使金庸不再被單純的政治意識形態和鼓舞人心的口號所裹挾,而鍛煉了理性、成熟且敏銳的政治觸覺。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大陸發生大饑荒,引發大規模的「逃港潮」。期間,香港主流的左派報刊均對蜂擁而入的難民視而不見,獨金庸在社評中高倡同胞之情,呼籲中共和港英政府以生命為重,急速派人救援災民。

之後,《明報》不僅深入一線對難民問題進行全面報導,還以身作責,率先發起救援物資募集和配發行動,得到香港民眾的踴躍響應。同時他呼籲政府審慎細緻地開展工作,也勸告民眾保持冷靜,切勿加重警方困難。

經此一役,《明報》顯現了人道主義和公正的立場,在香港林林總總的報刊中脫穎而出,發行量也直接翻了一番。

金庸以民為重、務實的立場也反映在他對當時中國大陸政治運動的批判中。

他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認為將農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全部充公,是違反基本人性的。他也反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認為那會使千千萬萬百姓遭受不必要且不值得的痛苦。

1963年,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表示「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彈」,引起廣泛關注。金庸立即在《明報》發表社評與之針鋒相對,認為一個人民沒有褲子穿的國家,是決計不會強盛、穩固的,即使造了原子彈也一樣。

毛澤東發動文革後,金庸幾乎每天寫一篇社評,「跟文革對著幹」。社評反對中共高層的政治傾軋,抨擊種種倒行逆施,捍衛中國傳統文化。這種立場遭到左派的仇恨和攻擊,但金庸對文革政治形勢以及高層人物命運的精準預言一再得到驗證,說明他並不是為反對而反對,其判斷是基於對中國權力鬥爭邏輯的深刻認識。

1967年5月,中國大陸的文革浪潮波及香港,釀成「五月風暴」(又稱六七暴動)。左派發動群眾搞武鬥,導致香港交通癱瘓,市面蕭條,民眾傷亡人數不斷上升,全城惶惶不安。

期間,金庸在《明報》社評中表示同情工人,反對暴力的立場,倡導香港民眾同舟共濟,支持港英政府「維持秩序」,確保香港穩定和繁榮。他因此被香港左派罵為「漢奸」、「走狗」、「反共反華」、「親英崇美」,甚至遭到暗殺威脅,不得不前往新加坡避禍。但他的立場始終沒有改變。

從這一系列的事件中我們可以發現,金庸對民族國家命運與廣大民眾生存現實有著深切關懷,但他同時又是務實和人文主義的,甚至有時是保守的。他反對教條式的空想,更反對以教條來捆綁國家、犧牲民眾。

文人與政客

金庸最初來到香港只打算暫住,在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後也曾短暫返回內地欲展才華,最終因他的父親在政治運動中被槍斃,使得他長留香港,「住下來了,不想走了」。這時他也像是早期武俠小說的主角,身背國仇家恨,滿身不受時代待見的傲氣,亟須用「行俠仗義」來證明自己的能耐。

因此金庸對於中國大陸和台灣一直非常關注。他的《明報》長期報導兩岸新聞,左批共產黨爭權禍民,右嘲國民黨專制殃國,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展開分析和批評,以維護中華民族的道統自許。

20 世紀80 年代中國大陸政治形勢變化,金庸(右一)多次受邀與鄧小平會面,這對金庸的政治觀念產生了重要影響。20 世紀80 年代中國大陸政治形勢變化,金庸(右一)多次受邀與鄧小平會面,這對金庸的政治觀念產生了重要影響。

金庸小說最迷人之處在於,他的角色擺脫了傳統武俠主角專注在一己仇恨的局限性:陳家洛能決定乾隆皇帝的生死、郭靖指揮襄陽城軍民抵擋蒙古大軍、張無忌率明教推翻元朝、韋小寶縱橫朝廷甚至國際間。這其中承載了多少金庸「欲以一筆動山河」的志向,不言可喻。

當中國大陸和台灣政治形勢發生變化後,金庸先在1973年受邀至台灣與蔣經國碰面,又分別在1981年和1984年赴大陸與鄧小平、胡耀邦會談。他也更加積極地投身推動兩岸三地的融合,在1980年時公開贊成香港歸還中國,又在1985年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金庸一直認為,只要在理性、開明的政治人物領導下,中華民族便有走向統一和繁榮的希望。就像他的封筆之作1972年出版的《鹿鼎記》中描述的一樣,只要現在的康熙皇帝比明朝的任何皇帝都好,能帶來眼前的繁華盛世,還能保證未來的富國強兵,那麼其他枝微末節都並不重要。

但是在1989年,中國大陸爆發學潮,最終導致了「六四事件」,共產黨政府將之歸咎於外國勢力的干涉。金庸在傷心失望下宣佈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並聲言從此對中共「避而遠之」。金庸的人文主義式「大俠精神」與古典儒家式「尊王攘夷」首次起了衝突。但金庸始終是一個中國人,《鹿鼎記》本身就包含了中國人對政治的一切想像,也就是對聖賢帝王的渴望。

很快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大陸重啟市場經濟改革,金庸的立場又再次鬆動了。他與時任領導人江澤民見面,並到各地講學,擔任十餘所大學的名譽教授,2009年還申請成為中國作協會員。面對部分外界的批評和嘲諷,他一貫以「文化交流」做解釋,實際上這來自一個他在1972年封筆後就沒有解答的問題。

在已經強盛起來的中國做一個大俠,該是什麼樣子?

不可否認,金庸型塑了一個世代的華人認同,而不僅僅是兩岸三地,所謂有華人處便有武俠、有武俠處便有金庸。

但對於這個問題,恐怕不只金庸,而是之後的所有華人,都還在摸索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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