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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位置:多維CN > 2018年036期

中美貿易的持久戰

陸一 撰写

7月6日,美國正式開始對34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25%的關稅。與之對應,中國也展開報復性關稅徵收。7月10日, 特朗普政府又公佈一份清單,宣稱再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10%關稅。新的徵稅商品清單不會立即生效,須經過兩個月的審查程序,並於8月20日至23日舉行聽證會。此外,特朗普政府還宣佈計劃對額外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10%的關稅。貿易戰正式開打,怎麼看未來?

從認識論的層面,一定要認識到,貿易戰的本質是中美結構性矛盾的必然產物。這不是一場傳統意義的熱戰,與美蘇冷戰也不相同,但它具有了和這些冷戰或熱戰部分相同的本質。因為中國崛起帶來的世界格局變化,這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能夠以貿易戰的方式發動,其實是一件好事。

今天,貿易戰對中國來說並非壞事,打貿易戰並不是世界末日。中國不是日本,也不是蘇聯,世界也不是當年的世界。新時代就有新時代的譜,如何打好這場仗,是新時代開局的重頭戲,更是必須跨越的最大的坎。中國的崛起和民族復興,一定會遇到美國這座山。

雙方經過強硬試探後,7月6日中美貿易戰正式打響第一槍。

6月15日,白宮就中美貿易發表聲明,將對1,102種、總額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25%關稅。白宮聲明提到了《中國製造2025》。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稱中國關稅清單包含兩個序列,第一組中國關稅涵蓋340億美元進口商品,於美東時間6日凌晨0時1分正式開徵。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將對160億美元的第二組關稅進行進一步評估。

6月15日,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659項約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稅,其中對農產品、汽車、水產品等545項約340億美元商品自7月6日起實施加徵關稅,對化工品、醫療設備、能源產品等114項其餘商品加徵關稅的實施時間另行公佈。

3天後,6月18日,特朗普(Donald Trump)指示美國貿易代表確定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如果中國採取報復性措施並拒絕改變貿易「不公平」做法,將額外徵收10%的關稅。隨後特朗普宣稱進一步升級至5,000億美元,這基本實現了對中國出口美國商品的全覆蓋。根據美方統計,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金額5,056億美元,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金額3,752億美元。6月27日特朗普表示將對中國投資美國關鍵科技技術進行限制。

7月6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美國違反世貿規則,發動了迄今為止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這種徵稅行為是典型的貿易霸凌主義,正在嚴重危害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安全,阻礙全球經濟復甦步伐,引發全球市場動蕩,還將波及全球更多無辜的跨國公司、一般企業和普通消費者,不但無助、還將有損於美國企業和人民利益。中方承諾不打第一槍,但為了捍衛國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眾利益,不得不被迫做出必要反擊。

美方的「打法」

中美貿易紛爭從3月至今,已超百日,從美方行動反反復復來看,高層曾經過激烈博弈。但時至今日,美國精英階層在對華問題上已經形成一定共識。這也意味著,這場仗還將曠日持久。

先來看看美國的「開戰宣言」——特朗普說「針對中國的行動乃公平貿易的一個起點」。

其實,美國領導人及精英階層內心應該非常清楚,貿易逆差問題並非中美經濟關係中的核心問題,因為該問題與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社會模式特別是美元霸權的內在要求高度相關。即便強行壓縮了對華貿易逆差,美國貿易赤字仍然會以相同甚至更大的規模出現在與其他貿易夥伴的國際收支表上。然而貿易問題是吸引普通民眾注意力、調動民粹主義及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利器。在貿易上挑起爭端,容易塑造領導人和統治精英不畏「強暴」、敢於為民爭利的「英雄」形象,贏得民眾對此外其他各項政策主張的支持,乃至使一些人在心目中形成對領導人的崇拜,從而讓領導人及其團隊在國內政治週期中始終佔據有利地位。拿包括市場准入在內的貿易問題說事,也容易贏得那些已經感覺到中國競爭壓力的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呼應。

1985年9月22日,美、日、法、西德、英五國政府就聯合干預外匯市場達成一致,簽署了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的「廣場協議」。圖為時任美聯儲主席沃克爾(Paul Volcker)與五國財長。1985年9月22日,美、日、法、西德、英五國政府就聯合干預外匯市場達成一致,簽署了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的「廣場協議」。圖為時任美聯儲主席沃克爾(Paul Volcker)與五國財長。

更須指出的是,不知有多少人注意到由「自由貿易」(free trade)到「公平貿易」(fair trade)的微妙變化。二戰後,隨著1947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的簽署,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體系得以構建,但此後美國與各國的貿易摩擦時常發生。20世紀70年代中前期,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後,中東國家實行石油禁運並哄抬原油價格帶來了石油危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增速緩慢,通貨膨脹高企。「滯脹」時代美歐等發達國家的國內市場擴張速度趨緩,各國經濟增長更加依賴出口,於是美歐等國開始就雙方市場及第三方市場展開激烈爭奪。

而歐洲共同體(簡稱歐共體)不斷擴容使得實力不斷增強,這導致當時農產品出口大國美國的強烈反感與抵制。美國認為歐共體在農產品領域徵收高額關稅的行為屬於「貿易保護」,並不符合「自由貿易」精神。1969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致國會的特別咨文中還提到,美國相信更為自由的貿易原則,並把「貿易自由」作為處理國際經濟問題的基礎之一。

然而上世紀70年代之後,美國首次面對23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尼克松的話變了。1971年,在面對貿易逆差出現、股市低迷以及通貨膨脹危機的情況下,尼克松改變態度,其「新經濟政策」中明確規定,禁止外國用美元兌換黃金,並且增收10%的進口附加稅。尼克松表示:「確定匯率的正確方向以及關注國家公平競爭的時代已經來臨,我們要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就要保護美元,使其免受國際投資商的攻擊。」

此後,美國1974年貿易法和1979年的貿易協定法更開始點名對「不公平競爭」進行調查,301條款的由來和擴充即源於此。

1978年,時任美國總統卡特( Jimmy Carter)在國情咨文之中提出「自由貿易也必須是公平的貿易」。1985年,時任美國總統里根(Ronald Reagan)則在「貿易政策行動計劃」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貿易」的概念,並組成「貿易反擊小組」,最終通過《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案》,在美日貿易戰中重創日本。里根之後,「公平貿易」徹底取代了「自由貿易」,成為美國貿易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

西方經濟學理論不是一直標榜「自由貿易」嗎?事實上,從英國到美國,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更準確來說是向外擴張時期,「自由貿易」正是其最強烈的口號。而所謂「自由」,即自由地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一旦發現自己競爭不過了,便倒轉過來搞起保護主義,還美其名曰「公平貿易」。其實說那麼多,核心就是,只有能服務於美國利益的才是好的理論。

細數美國歷次貿易戰打法,有「反傾銷」與「反補貼」懲罰、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自產比例限制以及根據國內的貿易法條款進行調查後制裁等,但這次與中國的貿易戰有些不同。

一則,美國是要在技術上壓制和防範中國,固化自身在科技上的壟斷或競爭優勢。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最近10年,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不斷提升有目共睹,在技術領域或技術密集型產業方面,中國與美國等工業化國家的競爭明顯增強。所謂「強制性技術轉移」、「偷竊技術」和「破壞知識產權」等指責中國的聲音亦隨之甚囂塵上。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在參議院做證時列出了徵收關稅可能覆蓋的十大高科技產業,而這十大產業均來自中國政府為實現製造業強國目標而制定的《中國製造2025》行動綱領。

針對未來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或能力建設進行「預防性打擊」,反映出美國部分人士對其領先的技術優勢可能被中國趕超的焦慮和不甘。同時,美國還試圖讓其他國家特別是盟國一起來限制與中國的技術交流和技術合作。美國國防部下屬機構發佈的《中國的技術轉移戰略報告》明確提出,要與盟國在審查國外技術投資方面建立情報共享機制,共同限制對中國技術轉移。美國甚至要通過收緊簽證、移民改革等方式,對來自中國的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的學生和研究者加以限制。

二則,通過重新塑造國際制度以求規範和約束中國。美國精英階層已經形成了一種認識,即中國「精明地」利用了現有的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基礎的多邊經貿框架從而佔了美國的「大便宜」。在他們看來,WTO區分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政策框架,根本無法約束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進而他們主張在WTO之外用創新性手段來對付中國。

2018年5月底,美國、歐盟和日本的貿易部長在經合組織部長會議期間討論「非市場導向性政策」,以集體應對「其他國家由市場扭曲補貼、國有企業和強制技術轉讓引起的不公平競爭狀況」,其中特別討論了一個旨在推動有關產業補貼和涉及國有企業的WTO新規則的路線圖。中方對此須特別注意,或許特朗普政府的意圖並不是單純退回到單邊主義,而是運用國內相關法律、加強與主要盟友政策協調來實現WTO等多邊框架的全面升級與拓展,甚至要改變「與WTO理念格格不入的」經濟與政治體制,以便從制度源頭上限制和削弱中國。這點必須小心。

中國正在邁入製造強國行列。2018年4月9日,在上海國際數控機床展上,自動化生產線機器人演示機械臂精確定位。中國正在邁入製造強國行列。2018年4月9日,在上海國際數控機床展上,自動化生產線機器人演示機械臂精確定位。

開槍第三天 中方四點意味深長

看了美方的招數,再看中方的應對。就在貿易戰「槍響」第三天,中國商務部公佈信息。

記者問:中方如何緩解企業在中美貿易摩擦中受到的影響?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對於美方7月6日加徵關稅措施,中方不得不做出必要反擊。中方在研究對美徵稅反制產品清單過程中,已充分考慮了進口產品的替代性,以及對於貿易投資的整體影響。同時,我們將研究採取以下措施。

(1)持續評估各類企業所受影響。

(2)反制措施中增加的稅收收入,將主要用於緩解企業及員工受到的影響。

(3)鼓勵企業調整進口結構,增加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大豆、豆粕等農產品以及水產品、汽車的進口。

(4)加快落實國務院6月15日發佈的有關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意見,強化企業合法權益保護,營造更好投資環境。

由此信息判斷,這應該是中方研判形勢的結果,也釋放出四點信息。

首先,中方一直在評估各類企業的影響。中國商務部解釋,這次貿易戰,是中方不得不做出的必要反擊,已充分考慮了進口產品的替代性,以及對貿易投資的整體影響。但也必須看到,畢竟貿易戰已經開打,中國的反制清單有340億美元,難免會有特殊情況。中方不敢有任何大意。

其次,解釋了加徵稅收的特殊用處。貿易戰兩敗俱傷,肯定有相當多中國企業遭受衝擊,迫切需要政府出台相應扶助措施。而加徵的稅收,就正好用於這些中方企業。這些新增關稅,取之於美方企業,用之於受損中方公司。

第三,做好打持久戰的充分準備。中方明確指出,鼓勵企業調整進口結構,增加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大豆、豆粕等農產品以及水產品、汽車的進口。也就是說,「我們要準備打持久戰了」,已經更多地在購買來自其他國家的產品。美國企業估計看在眼裏、急在心頭。對他們來說,中國最大的吸引力,毫無疑問就是其龐大的市場。失去市場很容易,再重新拓展就難了。

第四,中方更堅定了改革開放決心。這也是四點信息中,最讓人眼前一亮的,同時回應了外界的擔憂,即這次貿易戰,中國會不會最後打紅了眼,跟美國有樣學樣,也處處中國第一,從而錯失戰略機遇期。

但中國偏偏相反。用中國商務部發言人的話說,中國要加快落實國務院6月15日發佈的有關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意見,強化企業合法權益保護,營造更好投資環境。也就是說,中國仍然很歡迎外資,中國還在努力,讓營商環境變得更好。

6月28日,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商務部對外發佈《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8年版)》,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清單長度由63條減至48條,共在22個領域推出開放措施,外資進入銀行、證券、汽車製造、電網建設、鐵路幹線路網建設等限制將取消。

由此可見,中方在貿易戰前保持戰略定力,正有條不紊地全面推進和深化新一輪改革開放,以不變應萬變。

沙盤推演四種可能

基於以上分析,在此大膽做出未來的沙盤推演。

情景一是中美經過一個時期的反復貿易摩擦,中國的「讓利不讓理」對策總體獲得成功。

所謂「讓利」,就是中方在貿易談判時「讓渡」一些經濟利益,比如降低關稅,擴大美國產品和服務的進口(這同時也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減少中美貿易差額(讓美國領導人及精英階層喪失就貿易問題指責中國的藉口),進一步開放市場,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等。

所謂「不讓理」,主要是指中國堅定地維護以現有WTO為基礎的多邊經貿框架。在這種情景中,兩國關稅提高和所涉及貿易額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內,中國和發達經濟體的技術合作與交流雖面臨更多且更嚴格的規範,但總體上得以正常進行,WTO等多邊經貿體系總體得以維持,或僅經歷某些邊際改革,整個國際經濟關係大體上恢復到特朗普上台前的狀態。

情景二是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以及主要新興經濟體經過多輪談判和政策協調,在兼顧多方利益訴求的基礎上完成對WTO框架的升級與拓展。

在最終達成的各方都能接受的新的多邊制度安排中,發達經濟體關切的諸如澄清和改進WTO現行的產業補貼規則、在WTO框架中加入禁止強制技術轉讓、電子商務和國有企業等新內容,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關注的高技術出口限制、開放技術政策和發展中國家身份界定等問題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體現;同時美國單邊主義政策有所收斂,更多地倚重多邊機制,中國則在沿著既定的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道路上前行的過程中,主動或被動地對國內相關法律法規及政策按照新版WTO進行調整,期間一些產業、企業或人群的利益至少會受到短期的影響。

情景三的基本特徵是,國際政治經濟舞台上的主要博弈者之間未能成功實現WTO框架的升級與拓展,同時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也無法就如何與中國打交道求得共識。

儘管前白宮首席戰略師班農(Stephen Bannon)2017年11月就公開表示,對西方而言,逼迫中國就範的時間窗口只有5年至8年,但由於特朗普本人的行事和執政風格、特朗普政府普遍樹敵的政策、美歐日及其他貿易夥伴與中國經貿利益攸關度差異以及中國對外政策明智的合理調整等,發達經濟體形成針對中國的集體行動困難重重,它們之間的區域自貿區談判亦步履蹣跚。在此情境下,WTO仍舊扮演著支撐國際貿易體系的基礎性作用,但它對個別主要經濟體的違規或越權行為又無可奈何,眼下正在發生的普遍性貿易爭端變得常態化,諸如中日韓自貿區式的區域貿易談判可能加速。

情景四是在中國和美歐日之間無法達成兼顧各方核心訴求的「現代化」版WTO多邊體制條件下,後者聯合起來另起爐灶,包括重啟《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與《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談判並最終達成協議,抑或讓某些現存機制,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或G7擔起「高水平」的「現代化」經貿多邊機制的功能。

在此所說的中方「核心訴求」,主要包括對中共和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國有企業治理、技術合作和發展中國家身份等方面的嚴格限制。中美分道揚鑣或發達經濟體及其緊密夥伴將中國排除在它們的貿易與金融體系之外,其結果顯然是一個負和博弈,至於雙方誰受損更大或誰更輸不起,則取決於雙方在相互依賴關係中誰更脆弱。缺少了來自中國的物美價廉產品與服務的美國等發達國家,此情景下的另一個可能的結果是以WTO為中心的多邊體制被邊緣化或名存實亡。

比較而言,在以上四種情景中,對中國最不利的是情景四,出現可能性最大的是情景三和情景二,最理想的是情景一,次優為情景二。中國應對的原則為趨利避害,或許情景二應是中方努力爭取的現實目標。

7月10日,李克強與默克爾在柏林出席中德自動駕駛汽車展示活動,李克強表示,中德雙方優勢互補,合作大於競爭。7月10日,李克強與默克爾在柏林出席中德自動駕駛汽車展示活動,李克強表示,中德雙方優勢互補,合作大於競爭。

而中國總理李克強與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進行的第五輪雙邊磋商,正印證了這一點。兩國不僅達成「中德貿易合作是雙邊的,我們不會針對第三方,也不會受第三方影響。希望所有的雙邊、三邊乃至多邊合作都不應該針對和影響其他一方」的共識,更要注意到,在德國的支柱產業汽車業,中德雙方簽署了一系列深度合作協議——華晨寶馬與寧德時代共同投資在德國東部建廠,成為德國新能源汽車的供應商;德國博世集團與中國蔚來汽車合作研發自動駕駛;長城與寶馬合資建立新的汽車公司,開發純電動車;江淮汽車與德國大眾合作,在2020年至2021年合作引進西雅特品牌,研發純電動汽車;滴滴與德國大陸合作,未來將推定製版新能源車;戴姆勒與清華……

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期待已久的互利共贏。如果說過去是德國單方面在技術上、投資上佔據主導地位,現在則不同了,中國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互聯網技術及應用、新能源等方面都能為德國提供技術支持,而在投資方面也是一樣。德國與中國合作,不但可以獲得市場,也能獲得技術和投資,當然德國的技術與中國的市場、中國的產業結合在一起,能夠為德國的製造業賦能,促使中、德都能實現利益最大化。長久以來,德國對《中國製造2025》計劃是抱有戒心的,但是特朗普的「亂入」促成了此事,如果是這樣的結果,可能是特朗普萬萬沒想到的。這亦可證明,中國正以更大的膽略和氣魄推進新一輪改革開放,以爭取情景二得以實現。

如同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斷言,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是從全部敵我因素的相互關係產生的結論。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敵強我弱,然而情況是繼續變化的,「敵尚有其他缺點,我尚有其他優點」,概而言之,「戰爭過程中,只要我能運用正確的軍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則的錯誤,竭盡最善的努力,敵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將隨戰爭之延長而發展,必能繼續改變著敵我強弱的原來程度,繼續變化著敵我的優劣形勢。到了新的一定階段時,就將發生強弱程度上和優劣形勢上的大變化,而達到敵敗我勝的結果。」

這也適用於當下的情境。中美關係已經進入了容易發生摩擦的高危期,這並不以特朗普的個人意志為轉移。更進一步說,不論特朗普打貿易戰是不是為了贏取今年11月國會中期選舉的權宜之計,也不論屆時他會否改變主意,與中國重歸於好,都不會改變中美關係演變的大趨勢。只要中美這場世紀競爭未能分出最終勝負,雙方未能適應各自在全球格局中的新角色,這場博弈就會長時間繼續下去。而以目前兩國實力和發展速度的對比來看,中美關係或許需要30年甚至50年才能重獲真正的平靜。所以說,這注定是一場持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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