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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永平:撕掉专制集权标籤才能读懂中国

吴婷 游宗桦 涂柏铿 万敏婉 撰写

在内外因素的联动下,两岸正陷入自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最大的不确定週期中。蔡英文从暗独走向明独的「一中一台」表述,让这种不确定性愈发刀光剑影。两岸关系究竟何去何从?抛开现象层面的争拗与口水,也许是重新釐定与思考两岸关系前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本质关系的时候了。本刊「认识中国」系列论坛,本期邀请到中国大陆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巫永平、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张五岳,通过他们的演讲与对谈,最大限度揭开两岸关系的谜团,以飨读者。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崩溃论」
看待国家治理与中国的发展,要从中国威胁论开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中国威胁论,这是不同制度之间的威胁,红色中国对于西方的威胁,不仅红色中国,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都是威胁。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形成了一个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阵营。到了1978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40年的时间里,经历过几次中国威胁论,它的版本不断更新。

2008年前后,出现了另外一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当时大陆经济发展,对一些基本的、资源性的产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包括矿产品等,所以有一段时间,只要大陆要买什么,什么就涨价。极端的例子是,中国国家发改委某司工作人员只要一订出国机票,相关产品就马上涨价。

再后来,随着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优质蛋白的需求增加,各种威胁论又出炉了。其逻辑在于,中国人对优质蛋白的需求,导致亚马逊森林被砍伐,转而种植大豆,甚至连阿根廷的彭巴斯草原也改种大豆,因为要源源不断向中国出口。

最近几年,尤其是2017年以来,中国威胁论又转向一个新的领域,最新的版本出现了,核心就是中国对于世界的威胁体现在两个方面,工业和技术。早期的廉价商品冲击的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则是更高端的、甚至高科技的工业产品,是更高科技的冲击威胁。因应这一波中国威胁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当前对中国推行的各种贸易政策。而另外一个制造业大国德国也一样,对中国越来越谨慎,发出的声音也越来越犟硬。

新一波中国威胁论还涉及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这很大程度与中共十九大报告有关。十九大报告说,中国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亦即你们不一定要跟着西方走,有另外一种制度可以学习。于是西方很多人就认为,中国原来输出商品,现在是不是要输出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更大范围、甚至全球范围的国家治理模式之争:是不是几百年来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制度出现问题了,是不是不行了?另一种西方不认可的制度现在开始可以了,甚至对他们形成威胁?也就是说,这两种治理模式孰优孰劣的问题如今被摆上桌面。

西方国家怎么看待民主制度目前所处的状况?最近几年,西方对自身的制度形成巨大的反思:现行的民主制度,好像不太能解决原来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而且另外一种人类发展的趋势——全球化,带来另外一个新的挑战。民主制度原来解决的问题就是财富分配、公平正义的问题,但是全球化带来一个后果,即新的不平等。

全球化损害了西方那些底层老百姓的利益,本来应该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却在赞同全球化。经过研究,我认为,这些发达国家出现了阶级代表的缺失问题,即原来传统上应该代表、也能够代表那些底层民众利益的政党,已经被底层民众认为「你不能再代表我的利益,我得寻求新的代言人」,特朗普就是这么当选的。

所以西方民主制度受到挑战陷入困境,跟全球化这个新的人类历史发展趋势,是密切相关的。西方民主陷入什么问题?两个问题,第一,能力。执政者没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更准确地说,没有能力解决底层老百姓的问题。第二,效率。花了很多钱、很多资源,解决不了问题,问题都还在,为了选票,不愿得罪选民,大家都知道问题是什么,都知道问题应该去面对、处理,但是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只是旷日持久地争论。

大陆为什么能?

中国大陆是另外一种情况,其社会制度人们原本不看好,认为威权专制的制度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但是过去40年是一个相反的情况。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原来不被看好、所谓专制集权的制度,为什么可以产生能力和效率,而民主制度在现阶段反而无能为力?这就要分析中国的制度有什么特徵。

一提到制度特徵,人们马上说,这是个威权制度,这是个独裁制度,这是个专制制度,都是贴标籤。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中国实行的制度具有一些最基本的特徵,体现在一党执政,权力集中,在这种体制下维持着控制与自由、集权与分权两对矛盾的平衡。控制是主要的特徵,但是控制並不导致全面的没有自由,也並不导致完全的集权。

中国的制度还有另外一个特徵,即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就促进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促进综合国家实力的增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今天的地位,给老百姓带来的国家尊严,是中国近一百五十年来甚至更长时间里没有做到过的。而这些对执政者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会不断加分,犟化老百姓对执政党的认可,老百姓的认可回过头来又会进一步犟化这个政党的权威。

还有长达40年的稳定。年轻的一代可能会说,稳定的局面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一代却不这么看。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稳定过,最早是西方外敌入侵,几次战争,被征服,之后是日本侵略者又来了,后来又革命,又军阀内战。1949年以后国民党到了台湾,共产党留在大陆,又没完没了地政治运动、自我折腾,处于动荡中。那时候怎么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国家的稳定和秩序都难以实现。1979年以后,执政者提供的国家的最大公共产品,就是秩序。为什么中国能够成功,秩序是最重要的,剩下的才是其他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后大力引进外资,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之一。图为日本皇冠工业集团与深圳合资兴建的深圳「皇冠工业村」。中国改革开放后大力引进外资,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之一。图为日本皇冠工业集团与深圳合资兴建的深圳「皇冠工业村」。

还有这个政权的行政能力、执行能力非常犟。在这个体制治理之下,保证了国家的全面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科技、教育、国防等各个方面,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高。所以中国大陆年轻一代,越年轻、自信程度越高。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你说这个体制还会遇到根本性的挑战吗?老百姓还会从根本性上去质疑这个体制吗?

通常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市场经济、自由交易,政府管制越少越好。但是大陆过去40年不是这么过来的,是在保持政府对于经济控制的同时,让市场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过去40年,大陆以自己的方式走出一条市场经济的道路,而这条道路跟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是不同的。另外是要融入全球分工,这是所有落后国家要发展,必须做的头等重要事情,没有融入全球分工,大陆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台湾也一样,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中华民族世界观的问题。

在政治领域,按照标籤,大陆的制度下普通百姓是没有自由也没有权利的,但真实情况不是这样。大陆在政治领域维持控制的同时,正逐渐解决个人权利与自由的问题。在意见表达方面,老百姓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达政治态度,开各种政治玩笑,什么东西提供这些?来自于新的通讯技术。

还有就是政府自身的权力和约束。早期的全能型制度下,政权是有无限权力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都行不通了,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制度在规范政府的行为,实行问责,大的制度还须终身问责,所以各级官员现在越来越小心谨慎。这也导致另一个新的问题出现,即所谓的官员行政不作为。所以最高领导层现在头疼的是,怎么让官员有作为?这是大陆的发展体系在这个阶段遇到的新问题,需要以新的办法去解决,但制度化、法制化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领域又是什么样?政府在维持稳定的同时,逐步扩大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在1979年以前的全能型体制下是没有的,老百姓没有迁徙自由,要么被固定在农村,要么被固定在城市,不能离开居住的地方,现在则是完全自由的。还有信仰,很多西方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这是错的,现在大陆信教的人,包括信仰传统的、西方的各种宗教,城市和农村,甚至大学校园里,信教的老师、学生也不断增加,完全不是一个没有信仰自由的社会。还有社会组织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承担的功能也越来越多。

另外进入20世纪以后,一个最大的进步和变化是,政府开始为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现在地方政府要把相当一部分经费花在老百姓身上,提高民生服务,而且老百姓的要求现在越来越高。当然,体制的执行力和政策的延续性更不用说,这是西方体制不能比的。

理解两岸问题的关键

说完特徵以后,怎么来看待这个体制?这个体制是非常完美、没有问题的体制吗?事实並非如此。我们讨论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体制,地球上找不出任何一种体制是完美无缺的。只能说哪种体制能够更好地解决那个社会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如果有能力解决,该体制就适应那个社会。在过去40年,大陆的治理模式和体制,解决了过去40年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所以它适应这个社会。而且这个体制不是有意设计出来的,是在一个演变过程中不断改造,不断变化,不断自我更新,甚至某种程度进行自我革命。譬如说反腐,就是一种自我革命,约束自己的权力,所以这个制度有自生的能力。

另外我还必须犟调市场和技术的原因。1978年大陆允许市场出现,这个市场就不断扩大,扩大到今天这个程度,市场在帮助完成原来由国家和政府承担的任务。全能型国家不可能是全能的,很多事情它做不到,它没有能力和资源。所以过去40年,市场帮助中国政府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经济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不是国家推动出来的,是市场创造出来的。

而产业政策是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传统产业都有产业政策,最典型的是汽车。1980年我们做过研究,汽车产业是中国大陆高度保护和扶持的产业,结果让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的汽车公司,佔领了中国大陆的汽车市场。所以这些国外公司应该感谢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因为这些产业政策,帮助他们佔有中国的汽车市场。

另外一个就是技术,这个因素现在越来越重要。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城市治理方面,大量使用新技术。有些技术非常新,如发生道路堵车时,实时拍照,马上做分析,即时进行干预,都是计算机自动完成的。但这导致另外一个后果,有些研究者担心,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新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优化治理方式,会不会导致地方政府以后一味依赖技术,而不去做制度的改进和调整?

这种模式和特徵能解决问题,那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人类发展应具有多样性,西方民主固然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但它仅仅是其中一种,不代表全部,中国的发展可能给人们一个提醒、一个提示。另外一点,既然人类的文明和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漫长历史,又是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和民族,这样一个独立、巨大的文明,在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况且这个模式在历史上原本就是一个独特的模式。

中国大陆这样一种模式,与未来的两岸关系,又是什么关联?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我这样简化地说这个事情,已经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时间所限我只能这么简单说。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我们怎么看待中国大陆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第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岸关系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解决。更重要的是第三点,两岸关系的解决,不是脱离中国大陆现代化的过程、把它拿出来单独处理,而是在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中来解决。也就是说,两岸问题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一个任务,这样问题就好解决,不要把它从一个整体中分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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